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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一种职业更因该是一种兴趣，设计作品不只是为了让客户满意，更应该、让自己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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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逝去的办公室设计创意
2015-11-26 16:34:35
从落魄编剧到影业老总再成为票房冠军，陈嘉上历经人生起伏，他用不妥协最终赢得了观众与市场，但他更希望从自己的弯路中找出整个行业的纠结隐痛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陈嘉上，能把《画皮》那样的故事拍得如此精灵又凄美的导演好像不应该长得如此不引人瞩目——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庞，笑起来很温和。有时候我会错觉他好像是中国南方乡村某个学校里的语文老师。
当他开始说话时，我再次意外。“香港电影业走过的弯路，最好不要在内地重复。”他心情沉重。不要试图从他身上找到因为《画皮》票房突破2亿人民币大关而留下的任何得意的痕迹，票房似乎很难为他带来兴奋感。
上世纪90年代初，其卖座喜剧片《逃学威龙2》上映后，票房是创纪录的4700万港币，但这并没有阻止香港电影业迅速跌入低谷期。“票房只是表象，电影市场的根基在于产业化。”不再演绎精灵的陈嘉上正在思考这个沉重的命题。
也许从某种角度来看，陈可能是最适合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了：从香港金像奖得主到英皇影业CEO再到两岸三地的票房冠军，陈嘉上的职业生涯几乎覆盖了电影市场的所有利益链条。他是香港电影工业从辉煌走向萧条的见证者。更滑稽的是，十年前帮助陈嘉上获得香港金像奖的《野兽刑警》，是他从业生涯中赔得最惨的一部作品。那一年应该是人生的低谷还是高点呢？这种交错的悲与喜似乎从来没有远离陈嘉上。
对于一直标榜自己是“商业导演”的陈嘉上来说，叫好不叫座不仅是商业片的大忌，也是整个行业的悲哀。从那时起，他开始不断反思香港电影工业的种种危机，比如来自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亚洲金融[2.54-1.17%]危机冲击、遭遇影碟及盗版冲击……但他最后总结出一条隐疾：香港只有电影制造业，没有电影产业。这才是香港电影业至今未能恢复元气的罪魁祸首！
但陈的忧虑并不在于此。他现在的视线所及，是一个票房收入接近50亿、已经跻身全球前十的大陆市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投身这个极具增长性的市场。一个若隐若现的问题是，大陆电影市场是否会复制香港电影业的泡沫奇迹？
如果没有涉足自己心仪的电影行业，陈嘉上现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身份：地产大亨。80年代初，大学刚刚毕业的陈嘉上跨进了自己家族创办的建筑办公室装潢公司。彼时的香港地产业正值黄金时期，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内的众多香港实业家都是在那一时期完成财富跳跃。按照正常的家族企业的逻辑，陈嘉上会从办公室装潢公司内部一级一级爬升，终点当然是老板。
这不是一个文艺青年想要的人生轨迹。就在这个时候，一部电影给陈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当时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代的标志性人物章国明执导的《边缘人》刚刚上映，这让陈嘉上感觉太棒了，“一下子打动了我”。
随后，陈嘉上决定离开父亲的办公室装潢公司，他想去邵氏电影办公室装潢公司。这家红极一时的电影办公室装潢公司正在招聘一个制片助理，报名人数达到500多人。幸运的是，陈嘉上最终考进去了，虽然薪水只有以前建筑办公室装潢公司的五分之一。
陈嘉上从最基本的道具、特效做起，一直做到道具主任。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兴趣还在片场，或者准确地说，是编剧、导演。于是，他又回到剧组，重新学习，这样，从编剧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陈嘉上比别人多走了一圈。
直到今天，陈嘉上依然认为自己“还算是个不错的编剧，而至于导演，马马虎虎啦”。但是，编剧的角色并没有给陈嘉上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编剧稿费几乎为零。”陈嘉上回忆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市场虽然辉煌，“但那只是电影办公室装潢公司老板们的辉煌期”，票房收入的多寡与编剧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待编剧几乎没有任何版权保护意识，大多数编剧用一次就踢掉。陈嘉上们成了最廉价的一代“枪手”。
虽然日子清苦，但大家都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朝阳行业中，并相信这个市场要多大就能有多大。当时的香港每年大约生产三四百部电影，有些电影的制作周期只有十几天，而且剧情大多是从欧美大片中东拼西凑。在陈嘉上看来，说香港是最早的“山寨之城”一点也不为过。从这个角度看，编剧在香港电影工业中已步入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所谓创作自由，只跟现实有关，你能熬多久，你能吃多少苦而已。”陈嘉上不无感慨地说。
就这样，整个香港电影界懒洋洋地躺在好莱坞大片的顺风车上，对其剧情、创意进行肆无忌惮地模仿、复制。
恶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美国几大影业办公室装潢公司的进入，“量大质糙”的香港“山寨电影”终于失去市场。1993年，《侏罗纪公园》在香港创下6000万的票房纪录，打破之前港片几十年票房冠军的神话。随后西片年年压境，港片节节败退。
此时，整个香港电影工业开始“分崩离析”，上下游同时进退失据。既然香港观众爱看西片胜过港片，院线商也只好见风转舵，不但缩减投资港片的资金，还将原本放映港片的部分影院改放西片！更有甚者，90年代后期，随着黄百鸣的东方院线停办，陈荣美旗下不少影院停业改建成商场，邹文怀的嘉禾亦放弃香港影院的经营业务，则标志着曾经主宰香港电影业的院线制宣告瓦解。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1993年至1999年期间，吴宇森、徐克、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港片栋梁相继远赴好莱坞发展，香港电影从业人员又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之忧。“电影行业本质上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好的创意，没有好的剧本，其他一切皆无从谈起。”陈嘉上说，“若要做大做强电影产业，保护和善待编剧是重中之重。”
陈嘉上的第一个剧本给他带来了6000块钱(港币)报酬，这是80年代的行情；奇怪的是，这个行情一直延续到新世纪[36.16-0.11%]也没有彻底改变。贯穿整个90年代，在香港做编剧乃至做导演，都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那时候拍电影“有钱就行，有明星就行”。
那时给编剧分红的概念还未诞生，对创作产权的保护也几乎为零。比如一部电影，可能在拍第一部的时候会给编剧一些微薄的稿酬，但无论接着拍出多少续集，也不会再理会编剧，因为他的作用仅限于开始的那点“体力活”。
过去香港的电影工业对编剧版权通常的做法是直接买断。显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媒体载体的不断演进，从DVD的版权到HCR的版权，再到互联网，无论增值多少，也不会有一分一毛回到创作人身上。“就等于说，这些老板赚了几番的钱，可是创意的人眼巴巴地就坐在那儿。”陈继续说，“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创意产业呢？怎么可以让人家留在这个行业呢？”
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电影产业生态，最终导致香港电影人开始了第二拨外流，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大陆。“大陆电影市场现在对编剧的态度其实与香港并无多大区别，只是这个市场增长太快了，暂时掩盖了上述问题。”光线影业总裁张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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